正如。对钟羌而言一无是处，毫无价值的昆冈美玉。却在帝国趋之若鹜，乃至一器难求。越高等的文明，越能彰显人、物的“附加价值”。换言之，乃是除去“实用性”之外的“附加属性”。
此与饱暖思淫，同义。
一言蔽之。时下，做一个半岛国主，远不如做一名大汉高官。人生“溢价”，堪称云泥之别。
《后汉书·百官志五》:“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皆“赐印”。
如：“汉辰韩邑长”、“汉归义韩长”。前为镏金印，后为铜印。皆“方印驼钮”。印上骆驼，造型取“曲肢跪式”。以示“归顺、臣服”之寓意。
自秦统一六国，华夏文明一骑绝尘。两汉时，更遥遥领先。异族相继归附，汉庭为示怀柔，多封以王、侯爵位，并赐印绶。对一些没有归附，甚至处于敌对状态的异族，为达笼络目的，往往亦会赐印。即便是与大汉敌对的番邦异族，对汉庭的赐印，亦极为看重。
因而，自前汉以来，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赐印制度”，后世相沿成俗。赐印制度，亦是汉庭对番邦实施“羁縻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羁縻”一词，可追溯到先秦时《禹贡》中所阐述的畿服制度。后应用于对外事务，而衍生出“羁縻（jii）外交”这一概念。
“羁縻外交”，思潮兴起于春秋，服务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核心安诉求。又通过两汉“大外交”实践，逐步成熟完善。终成一套被时下广泛认可的外交体系。班固撰写《汉书》时，在论及汉匈关系时多次运用“羁縻”一词。并在《汉书·匈奴传》结尾，将“对匈外交”归纳为：“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羁縻之术”，遂成贯穿两汉四百年对外邦交的重要方针，与“守中治边”的大国策，相辅相成。
凡有蛮夷向华夏趋同，便是所谓“向化”。亦是蓟王口中的“汉化”。
得大汉赐印，亦是域外番邦“自我认可”的重要见证。
换言之，只有得到大汉的赐印，其政权的合法性，才被世人乃至国人所认可。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