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梁启超辈在南京演说，抹煞云南首义功绩，自称“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
钟岳义愤填膺，作《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以如山铁证驳斥梁启超辈捏造黑白之政治驵商行径，指出“诚以护国之役，吾滇军政各界及全省人民皆与有力，使非吾滇人这慷慨好义，则唐公一人亦不能成功。”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周钟岳积极倡导唐继尧响应孙中山护法之举。滇黔靖国联军成立，周钟岳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当时的代总统冯国璋电胁唐继尧息兵，钟岳代拟复电强调“惟国家之治安，全恃法律为维系”。表示“若执政者必欲叛法而行，残民以逞，则西南各省人民宁葬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而不能苟活于淫威之下；”严正警告冯国璋“安危利害，只在当局一转移间而已。”
此电据说对冯国璋触动很大，有人说冯后来所以主和，与此不无关系。
顾品珍逐走唐继尧后，北京政府大为兴奋。但顾很快表态，拥护在广州的孙中山。
唐联帅出走的消息，是当时的一个大新闻，引起多方的瞩目。
唐自从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实力派，他的影响力及于云南、贵州、四川。护国讨袁成功后，使他的功业声名达于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对时局产生影响。
但是，自从民国六年起，他在四川和贵州都受到顿挫。四川军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军驱逐出川，而在川在粤的滇军事实上也不完全服从他的命令，他虽然担任西南军政府的三巨头之一（孙中山、岑春煊和唐继尧），事实上也不过挂名而已。
唐继尧的弟弟唐继虞，在云南名声很不好，竟一直受他重用，给他造成的影响也很坏。
唐这次出走，对他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教训。旅途中不能不打算未来，他的初步目标是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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