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只能申明：“关于雷案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点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期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蒋介石怪笑了下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
“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胡适诚惶诚恐，只得当面重申1949年他刚到美国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并对蒋介石郑重表示：“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
这些话让蒋介石很受用，气氛终于有了缓和。胡适借机又向蒋介石进言：“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总统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它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蒋介石未做回答，也未置可否。
时间已经很晚了，胡适起身告辞。蒋介石亲自送他到接待室门口，两人才握手相别。尽管发生了雷震一案，但胡适并不愿和蒋介石公开决裂，仍打算与之“相忍为国”。
蒋政府这一次对雷震的下黑手，除了《自由中国》杂志外，还应该与雷震组建新党有关。
胡适刚结束在美国的流亡，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
胡适在宴会上演说时，曾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他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
他说：“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
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到1960年，筹组新党的活动进入了最后阶段。8月13日，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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