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应该很对蒋委员长的心思，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很希望老百姓应有这种觉悟，宁可饿死也绝不当亡国奴！
可问题是，奄奄一息的数百万河南灾民们，此刻他们该如何选择？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当有饭吃的亡国奴？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悖论！似乎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若干年后，白修德对中国民众作出这样的评价：“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两辆美制军用敞篷吉普车在叶县通往洛阳的公路上艰难地爬行着。这段公路由于年久失修已变得凹凸不平，再加上日军的空袭，使原本已经很糟糕的路面上布满了大小不等的弹坑，车子颠簸得很厉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上将和幕僚、卫士们被颠得七荤八素。汤恩伯的帽子歪斜着，落满了灰尘的黄呢军服敞着领口，满脸的汗水混合着灰尘在他的圆脸上留下一条条污痕。
汤恩伯的心情很恶劣。大战爆发的第一天，国军重兵防守的黄河防线就被撕开了两个巨大的口子，日军三面包围郑州，只在城西方向留出通道。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与其在攻城上多耗时间，不如迅速夺取交通枢纽，主力尽快南下控制平汉铁路。至于郑州的中国守军，日军干脆放开一条通道，使其主动撤退，避免守军做困兽之斗，增加日军攻城部队的伤亡。
据中美空军混合团的侦察机飞行员报告，日军另有一股强大的兵力正向西南方向涌动。这一态势使蒋鼎文心里一惊，此时他就算再傻也看出了日军的路数，那是日军统帅畑俊六大将朝思暮想的心病：在豫中围歼汤恩伯集团的精锐主力——石觉的第13军。
蒋鼎文为此惊得张皇失措，他知道13军是汤恩伯的心肝宝贝，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于是急令汤恩伯火速赶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这就是蒋鼎文的愚蠢之处，都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他还要正儿八经地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
汤恩伯为了赶时间便轻车简从，只带了副官、参谋及四个卫士就匆匆上路了。
汤恩伯本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蒋委员长的同乡，早年毕业于浙江讲武学堂，后来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炮兵科。回国后先任孙传芳部少校，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黄埔六期军训区队长，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军长。
汤恩伯的威望随着13军的赫赫战功渐渐声名鹊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汤恩伯率13军在南口居庸关一带和日军血战14天，直到张家口被突破，才不得不下令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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