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在洛学迭遇打击，甚至遭到官方明令禁止的时刻，仍然不遗余力地修订《伊川易传》，编纂二程语录，其目的不外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书藉，将纯正的二程之学播扬开来。其对于洛学在逆境之中的传承，甚至对于后世之学者能够获取二程学说的原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徽宗年间，在蔡京等当朝权臣鼓吹王氏新学，而对于程颐及洛学给予一系列打击的情况下，作为程门高弟，当时深孚文人士子之望的杨时，却在这样的情况下逆势而上，以年逾古稀之龄，被徽宗皇帝由当时的外任小吏召至中枢。宣和六年（1124年），徽宗召时已七十二岁的杨时以秘书郎上殿，第二年又转迁著作郎，七月份时，更给予杨时迩英殿说书的头衔。这是其师程颐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有等若“帝师”之尊荣。靖康元年（1126年）的时候，杨时更是兼任了国子祭酒，成为名副其实的士人清流之领袖。然而与杨时的迭遇升迁相映成趣的是，朝廷上对于洛学学说的禁令，直至靖康之时金人已然兵临城下之际，才“除元祐党藉学术之禁”[17]，甚至就在召杨时返回中枢的前一年宣和五年（1123年）七月，徽宗皇帝还专门下诏禁元祐学术，声称天下举人有传习元祐学术者，则以违制论处。
杨时此次的起用，是由当时的权臣蔡京援引而得官，《宋史·杨时传》中记载了蔡京起用杨时的原因是：“时天下多故，有言于蔡京者，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时宰是之”，[18]《宋史·奸臣传二》亦称蔡京之子蔡翛“时弟兄亦知事势日异，其客傅墨卿、孙傅等复语之曰：‘天下事必败，蔡氏必破，当亟为计。’翛心然之，密与攸议，稍持正论，故与京异。然皆蓄缩不敢明言，遂引吴敏、李纲、李光、杨时等用之，以挽物情”[19]，可见此次蔡京起用杨时，并不是因其改变了鼓吹新学而打击洛学的立场，只是希望杨时能成为在这个时局危难之时稍有补于残局的他的一颗棋子罢了。
然而即便是这样，杨时的此次出仕，对于一直在逆境中挣扎的洛学，也诚可谓是意义重大。毕竟杨时作为二程之学的正宗传人，作为在洛学遭禁的这些年间仍自坚持著书传学的洛学忠实门徒，其声名早已天下皆知，这样的一个人物陡然间得享高位，对于多年来一直散布各处、遭受打压的洛学学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精神鼓励，而杨时进入了朝堂之上，也使得原本就在洛学学者之中具有极高声望的他，在两宋之交的乱世中有最大的可能与力量来登高一呼，为洛学的传播和南宋理学的形成，做人才与理论上的双重储备。
杨时也主动意识到了自己此番出仕的使命与意义，是以自其位列朝堂开始，便一直捉住所有的时机，对当时尚是朝堂主流的王安石新学展开批判，从而争取由洛学替代王氏新学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机会。
由于杨时的此番出仕不过是蔡京等权臣在时局动荡之际的一次具有宣示意味的权术操.弄，是以杨时虽然被加了不少名义尊崇的荣衔，然而在当时朝堂之上尽由蔡京一党把持朝政的局面之下，不但以洛学取代王氏之学成为官学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甚至于想稍稍改变洛学受压制的状态，都自无能为力。
然而杨时的出仕并进入朝堂的权力核心，客观上却是使得洛学在原本在蔡京等人操控之下王氏新学一党独大的赵宋朝廷之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当时那种局势艰危，风雨术风潮有着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北宋中后期社会各种学派思潮在建构各自的学术体系的时候，都难以逃得开荆公新学这一语境的笼罩。
然而荆公学说产生于政见纷争之际，这也就注定了它绝不是作为纯粹的学术体系而存在的，荆公新学为了肩负给熙宁新法提供理论基础的这一使命，使得其在许多地方不得不强自为文，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在先天上就有许多不周之处，而在王安石身后，站在荆公新学立场的所谓新党党人，更多地只注重于荆公新学之中的政治理念方面，对于学术建构漠不关心，反而沿袭了自王安石时代就曾采用过的以政治强制力来推行学术专制的做法，这更使得荆公新学的学术建构在王安石之后便后继无人。在杨时活动的时代，新学已经完全沦为了当时权臣党争的幌子与工具，是以杨时这种过于激烈甚至于颇有陷于意气之争的对新学的批驳举动，也有着他深刻的心理基础。
二程作为北宋中后期自创门风的哲学大师，对新学弊病的指摘均是立足于洛学学说的基础之上，有着充分的学理基础，所以较诸三苏蜀学的嬉笑怒骂而言，更能鞭辟入理，接触本质，而杨时作为当时极具代表性的洛学学者，他对于荆公新学的批判虽然时有迂于意气之争的嫌疑，在理论基础上也不若乃师那般深厚，但其早年时为应付科考曾经研习过荆公新学，又曾出入释、老二家之学，是以他对于新学的指责，往往可以入其室而抄其戈，真正切中其弊，正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所言：“杨时于新学极精，今日一有所问，能尽知其短而持之”，所以
杨时为批驳新学而做的几部著作，在当时影响极为深远。绍兴九年（1139年），时任言官的杨时之婿陈渊，与高宗皇帝谈论理学与王氏新学之优劣异同之时，高宗皇帝就亲口称：“杨时之学能宗孔、孟，《三经义辩》甚当理。”[42]可见杨时晚年站在理学学者立场所做的驳斥王氏新学、播扬洛学之作，引起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充分关注，为南渡之后洛学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总之，杨时虽然幼年曾受佛老影响，少年时亦曾研习荆公新学，然而自从师从二程之后，却一直在学术上、在行为上，都坚守着理学学派别的思想与立场。在元祐之后洛学迭逢打击的情况之下，正是由于杨时的努力，保证了洛学门风的传承与播扬，而洛学于南渡之后大兴于天下，与杨时的作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此外，在当时朝廷上禁绝洛学公开讲学的情况下，杨时借着自己游宦四方的机会，传播洛学，从而将洛学门风传进了地处东南一隅，在当时相对闭塞的福建，直接催生了朱熹闽学的诞生，程颢当日目送杨时远去之时曾言：“吾道南矣！”杨时一生所行，实无愧其座师这一转语。
杨时对于二程著作的考订编纂，以理学学说的观点对于儒家典藉进行解注的工作，不但在当时使得二程思想的原貌得以保存，同时启迪了斯后的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也给后世的研究者们，保留了理学学说草创之初思维路向的原貌，使我们可以了解到二程与朱熹之间思想承转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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