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减赋，是将概率性事件，带到整体上的一个标志性改变。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朝廷失去了对农民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对他们的保护。”
华夏古帝国对三环不同发展虽然有次序，但都有相对的直接控制手段，控制第一环农民的赋税；控制第二环商人的地位和几乎歧视的法律；以及控制士人阶级深入到父子，君臣关系的礼法教义。
掌权者必须在帝国数百年中时刻的把握住这三个大体，一旦中间有断层，后来者知其原，不知所以原，就在也不是‘御用无极’。
赋税就变成了要人命的重税。
“第二环，以农养商的根基不是朝廷设计，它的根源是来自于百姓的自然发展交易过程，就像慕容大人所言，交易是天经地义的。”
经济、资本，就像是野性自然诞生的捕食者，和爹生妈养的农民是不一样的。
“农民们不清楚粮食之所以值钱，是因为有人需要吃粮的底线。农民耕田养活自己是朝廷赋税的底线，这底线是年复一年，把人一代一代的养活，这样算下来的。”
“人的底线比这更低，个人吃饭是按照活动算的，不是按时间发展计。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吃的粮食终归是有限的，无论你储备了多少粮食，在吃上，你一顿饭吃下去的粮食，一定有限，也就是说，人的底线实际上是一顿吃饱的饭，而不是一代一代人，和储备了多少粮食，这些都无关。一顿吃不上，人的底线就没有了。”
“商业更次之，它是按价值算的，它根本不在乎有多少粮食，也不在乎你吃不吃得上。比如一顿饭，有人一顿没有吃上，下一顿就会变得有价值；若有人吃上，有人没吃上，也会变得有价值。最好让一部分人不吃饭，一部分人吃不饱，粮食就更有价值，更有价值的事商业一定会让它发生。”
世事就是这样，有些东西，以价值论你会发现自己受到压迫，但以命运共同体来看，却是在保障可持续性发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李健城接着阐述实情：“减赋之初，农民们确实会因为赋税的减免而增产，但与此同时，人口最多的买粮大户，农民，不在买粮食，反而卖粮，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就会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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