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自汉代儒学复兴以来，大体沿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考据之学；另一个是义理之学。
前者顾名思义，就是不能废祖忘典，一切都是老祖宗的好，一切都要按老祖宗的来。
后者则由今文经学开启。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比较注重从思想理论角度阐发儒学。
听上去就是创新、穷理，好像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可惜，它虽开展了义理之学，但因其喜欢借天的名义立说，终于流为谶纬神学。粗俗的说教代替了哲理的论证，浓重的神学氛围窒息了义理之学。
很不幸，王安石就是新学，也就是义理之学的代表人物。
用唐奕的话说，这就是借老天的名义忽悠人，特么就是神棍。
新学表面上看和唐奕的求索之学是一回事，可是内地里差了十万八千里。
而且，更戏剧性的是，现在站在这的程颐，后来就正面怼过愤青王，直言：“介甫之学，大抵支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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