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大赦、特赦、曲赦、减赎、赦徒等。
作为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巩固国防的有效手段。两汉末期，逐渐形成了多赦、滥赦的政治惯例。仅大赦一项，两汉就多达一百四十余次。平均算下来，三年便有一大赦。于是大赦“遂为常法”。
举凡皇帝在践柞、元服、立后、立储、改元、郊祀、封禅、祀明堂、临雍、立庙、巡狩、徙宫、定都、克捷、年丰、祥瑞、灾异、劝农、饮酣、遇乱，等情形下，皆颁布过大赦。
而且，大赦的范围亦十分广泛。除了大逆、诽谤、妖言惑众、诅上、罔上、匿反等“大逆不道”而“不当得赦”外。几乎所有的罪犯，“罪无轻重，皆赦除之”。便是杀人的重罪，亦可得免。烈女庞娥，便是例证。
除非皇帝对某人深恶痛绝，下诏“遇赦不赦”。
亦如前所说。蔡邕受宦官诬陷，上书自陈，因言辞激烈而惹恼陛下。陛下遂在下罪诏书中明确提及：“不得以赦令赎。”
可想而知，“唯党人不赦”，陛下对党人该有多深恶痛绝。
故而，说书人才说：大汉之赦，亦养大汉之风。
杀人不过头点地。更何况还有大赦。今年杀人入狱，明年便得赦而出。有何惧哉！
什么样的人，可赦。什么样的人，又“不当得赦”。两个字概括：道义。
存义，便是提头过闹市，亦可得赦。无道，“遇赦不赦”。
心存大义。故不禁弓弩，大汉亦耸立四百年。法有所限，侠义当头。路见不平，总有侠肝义胆，拔刀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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