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抱以迂腐之见，这岂不也是罪大恶极、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然而这一次，形势又为何会恶化到这一地步，将卒鼓噪、哗变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难道不就是绍隆帝与汪伯潜、杨茂彦等一干士臣，孱弱无能、怯敌畏战，在重演天宣末年由天宣帝及朝中诸臣所导致的悲剧吗？
余珙、陈缙、周述胸臆内热血未灭,内心当然渴望能统领宿卫禁军重归徐怀麾下陷阵杀敌——他们之前还担忧刘师望会有不同的想法，但看到刘师望随同徐怀一同下船来，心头最后一丝担忧就一扫而空。
除了余珙、陈缙、周述三将外，已经出城扎营的四千将卒，要么是原守陵军将卒，要么是渡河北援沁水、泽州等地时从地方守御兵马拣选的健锐，要么是从太原遗民之中征募，几乎没有谁不认识徐怀，几乎没有谁没有参与过徐怀直接指挥的战事。
而参与河口一战的牛首山义勇，多为他们的子侄乃至父兄。
对徐怀的到来，全军将卒都爆发出极大的热情，争先恐
后询问他们何时能上战场杀敌。
“我们夺得秦淮河口一战的大捷，将剩下的渡江虏兵逐走，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胡虏及那些没有种的降兵降卒总有超过二十万敌军盘踞在淮西大地上，重重包围寿春、庐江、舒城等城，他们部署严密，甚至攻陷合肥一战令他们获得充足的补给，形势对我们还极其不利……”
徐怀从来都不惮在广大将卒面前阐述战略战役形势及目标，他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机密，甚至鼓励诸将在战前多跟中下层军将武吏乃至普遍将卒多交：一方面能坚定广大将卒的斗志，清楚为何而战，一方面预防兵马被打散之后，小股兵马还能在中下层军将的统领下，依照大的战略战役目标坚持斗争，而不是彻底慌了神。
这也是京襄军敢分散作战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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