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三月月二十七日，大理院判处洪述祖死刑。四月五日对洪述祖执行绞刑，这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次使用绞刑机器，行刑时因身体太重、筋骨衰弱，竟然身首异处。洪述祖之妾。找了北京最善于连尸的医院把头缝好才下葬。
据说洪述祖临终前留下对联曰“服官政，祸及于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这为后话。
现在，还是回到宋教仁遇刺案的审理。经多方磋商，租界领事团决定在会审公堂第七次预审结束后，将“宋案”移交给中国当地法庭处理。
得此消息后，国民党方面迅速作出反应，并提议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之后，负责“宋案”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将此提议电告袁世凯与北京内务部、司法部。
袁世凯当天回电同意设立特别法庭，但在法庭的组织及所在地问题上，北京方面与国民党人产生了重大分歧。
司法总长许世英认为，宋教仁遇刺案影响重大，理应提交北京大理院公开审判。国民党人则认为，既然案件发生在上海，那就应该在上海设立特别法庭审理。
为此，国民党人抢先组织了以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的特别法庭，并提请中央批准。
对此，北京方面很是不满，因为伍廷芳是前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黄郛与王宠惠又都是革命党人，司法总长许世英考虑再三，随后又提议由上海地方检察厅负责审理。
国民党人不同意此议，据理力争坚持己见。江苏都督程德全为难之下，只好再次致电袁世凯，强调组织特别法庭的重要性。
袁世凯接电后回复，称司法总长拒绝副署，他也无权驳回，因而无法按国民党人的意见颁布命令。
之后，许世英再次做出让步，提议由伍廷芳署理上海地方审判长来审理此案，但国民党方面仍坚持原议。就在这南北争执当中，凶犯武士英却突然于四月二十四日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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