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极其艰难而困苦的条件下度过的。整个的8月,他与京城的七所国立中学的校长,几乎什么都没干,就做了一件事:——找政府要钱。

        这个时候的他,如果有人问他,对于一个校长,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会毫不犹疑的回答是钱。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这个时候,常挂在他嘴上的话是,“解决经费困难,实一最大而最重要之事。”

        是呀,开学在即,到处都需要钱,但学校却“不明一文,教育费积欠在5个月以上”。

        这时候,北京的傀儡总统已经换上了黎元洪,前面已经说了,他面临是怎样的财政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黎元洪第二次下台的直接原因就是穷。

        从政府那里要不来钱,学总是要开的。但老师马上要开始新学期讲课了,印讲义的钱都没有。本来就欠着老师们的工资,总不能让他们拿自己的钱印讲义吧!

        大事办不了就解决小事吧,能干点啥就干点啥,没有办法,蔡元培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和学生收点讲义费,没想到竟闹出一场“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有文章这样记载“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

        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蔡元培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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