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还建议李济，演讲之前的一顿饭，只能吃半饱，否则会造成不适；另外，还可以喝少许一点酒或许有益。李济后来觉得他的这个建议果然有理。
胡适还告诉李济怎样才是正确的刷牙方法，大概这也是李济一向不曾注意到的事。李济说，和胡适在一起，时时处处能体会到他对朋友、对别人的关心。
这一次，胡适在武汉大学住了三天，演讲十次，讲到最后喉咙都哑了。虽然很辛苦，但胡适自己却很高兴，也很满意。
尔后，胡适又先后到上海、杭州等地。在杭州时到浙江大学访问竺可桢校长，并在浙大演讲。
此次南行，胡适在南京讲《自由与进步》、在武昌讲《自由主义与中国》、在杭州讲《自由的来源》。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他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思想立场，说到家是想化解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一方面，他希望国民党能包容中共和其他反对党。另一方面希望中共放弃暴力，走议会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此时，胡适所有公开的著作、文章、讲演、广播中都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党，但也没有直接批评国民党。“此时他的心境固然幽黯凄凉，但他的言论还是十分谨慎，颇费推敲的”。——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设计固然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接受，更不可能被国民党所接受。他在中国当时“东风西风式”的现实政治斗争中，是注定地找不到存在和转圜之地的。这一点，或许胡适比谁都清楚。但是，他的想法是，无论如何，战乱对于国家和民众都是灾难和浩劫，即便是能够化解的希望微乎其微，他也要全力以赴。
这次南行，胡适有意外收获，他在南京见到了六种《水经注》，在上海审定了合众图书馆所藏“重校本”确为全祖望的校本。
10月22日，胡适飞回北平。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沧桑之感。局势一坏至此！”
胡适回北平不久，就为教师罢教、学生罢课、职员罢工的事情奔波忙碌。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之下，胡适既要保护罢教罢课的师生，又要维持北大乃至整个北平教育界的大局，非常为难，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个校长“实在不要再做了”。
1948年11月下旬，随着翁文灏内阁的垮台，蒋介石听取了美国大使馆的意见，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遂派陶希圣北上请胡适来南京组阁，所谓临危受命，劝他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11月22日陶希圣飞到北平，赶到东厂胡同找到胡适，缠磨了两天，胡适坚决不肯答应去南京组阁，只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
辽沈战役之后，国共双方的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统区货物奇缺，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各地学.潮不断，北平学生再度罢课，北大又有穷困学生排队请愿。在此艰难条件之下，胡适还是努力支撑着残局，积极筹备北大的50周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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