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蔡继刚的军旅生涯很完美，军校毕业后从连长干起，直至副团长，在战争中独立指挥团级建制打过恶仗，经历过最惨烈血腥的现代化战争，他的资历似乎无可挑剔。但蔡继刚坏事就坏在嘴上，弗吉尼亚军校的立校精神是诚实与荣誉，蔡继刚一直将此奉为金科玉律。他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不愿说违心话，他看不惯军官之间的倾轧和钩心斗角，也难以容忍国军内部的腐败风气。他当营长时，曾经有个军需处长诱劝他经手营伙食费时“捞一把”，蔡继刚当即翻了脸，毫不客气地向团长孙立人揭发了那位军需处长，使这位仁兄连降三级。
本来税警总团就标新立异，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这已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显得鹤立鸡群了，再加之留过洋的军官们无视环境如何，相互间开口便是洋文，这更让不懂外文的军官们感到自卑，他们将这些洋派军官们视为异类。而蔡继刚的为人更是异类中的异类，因此处处受到排挤。蔡继刚心灰意冷，渐生脱离税警总团的念头。
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伤亡惨重。会战结束后，当时的总团长黄杰被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拉拢，将余部编为40师，而五千多个伤员就不管了。蔡继刚闻讯，伤未痊愈便赶往40师师部归建，他实在不愿再回到税警总团了。
孙立人以后就以这5000伤员为基础，于1938年重建税警总团，不久便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1941年年底，这支部队又被改编为新38师，加入远征军战斗序列，归国后编为新1军，成为国军五大王牌之一，此为后话。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最后以惨败告终，还连带着首都南京失守。蔡继刚痛定思痛，得出诸多痛苦的结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军界虽名将如云，但真正具有大战略思维的将领却属凤毛麟角。将领们缺乏战略眼光倒也罢了，即使在战役预案的制订与战役指挥层面上，也同样缺乏操作性。以淞沪会战为例，国军统帅部的长官们表现得很弱智，淞沪地区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于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在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缺乏回旋机动余地的作战地幅内，仓促展开70万大军，摆开决战的态势，此举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愚蠢的。蔡继刚百思不解，统帅部的长官们在战役布势和兵力运用上，为什么眼光总盯着淞沪这个弹丸之地？假如国军在淞沪地区打响后，趁日军大举增兵登陆，采用交替掩护、节节抵抗后退的方式，把防御纵深拉长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将日军主力引往预设战场，以现成的国防工事为依托进行正面阻击，进行大纵深防御，再灵活运用轻装部队在江南水网地带进行逆袭，这样既拉长了日军的补给线，又避免了日本海军舰炮火力的威胁，而且能使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日军飞机降低作战半径，削弱其作战效能。若真能如此，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伤亡就不会如此巨大。
淞沪会战的结局使蔡继刚感到很悲哀，没办法，自己虽早有预见，但由于人微言轻，这场大血战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蔡继刚对这场会战的结论是，在战略上，国军统帅部的将领们天才般地制订出改变战略方向的作战方案，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主动，创造出劣势一方引导战略主动的先例，在战略指导方面策划得近乎完美。
然而，在淞沪会战中，国军统帅部在战役布势及兵力运用方面却极为愚蠢，其作战指导思想无法适应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配置，又缺乏强大的反突击战役预备队。国军一线兵团紧贴海岸线以单薄的点线防御迎敌，在日军优势的空中火力及舰炮火力的攻击下伤亡惨重。而二线兵团在战术上又无法对前线进行有力支援，只能无所事事地采用逐次增加兵力的“添油战术”，不断将大量后备兵力输送到血肉横飞的作战地幅内，将这些有生力量逐渐碾碎于血肉磨坊中。
万幸的是，日本陆军的将领们也同样愚蠢，他们的战术呆板，缺乏灵活性，只会一味地平推硬攻，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专门攻击国军坚固阵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如果他们的智商再高一些，以优势的火力和机动能力进行迂回攻击，直接切断国军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那么国军在上海的阵地早就被日军分割包围，丧失战斗力。若能如此，淞沪会战无论如何坚持不了三个月，中国的70万大军完有被聚歼的危险。可惜，历史容不得假设。
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综合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将士之士气等诸因素，国民**军事委员会对日军战斗力的评估是：一个日本士兵可以对抗八个中国士兵。在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这是个极其无奈的选择，弱势的中国军队只能以巨大的牺牲，换取优势一方的日本军队有限的伤亡。这毫无疑问是不等价的交换，但蒋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国人多地广的优势，最终将日本消耗至战败。
纵观淞沪会战，中国方面的战略指导是成功的，而战役布势及战役指挥是失败的、愚蠢的。万幸的是，中国军队以正确的战略指导为此后的长期抗战赢得了时间，同时也将东部的工业及战略资源，有序地转移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为此后的长期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凭此一点，中国就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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