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给美国**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还包括地方**的征税，通过省**征收的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发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记者张高峰的报道《豫灾实录》，披露了灾区哀鸿遍野、饥民相食的惨状。2日，《大公报》刊发主笔王芸生先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一石激起千重浪，大后方民众舆论鼎沸，悲愤莫名。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
这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蒋委员长和国民**的大员们有着超稳定的心理素质，任你舆论闹翻了天，人家就是打死也不作为，看你有什么办法。
对于**的不作为，中国的报人们闹腾一阵子也只好无奈地闭了嘴，可洋人们不大了解中国政治，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
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就是这样一个“轴人”[1]
这位白修德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大学毕业后，他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于1939年来到重庆，任《时代》周刊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是继斯诺之后，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1943年2月，白修德从重庆飞抵宝鸡，又乘火车走陇海线到西安，经潼关进入河南洛阳，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两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有调整好相机，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
这次灾区之行使白修德先生受到极大刺激，中国官员们习以为常的事，在白修德看来简直不可容忍，这不能不承认，东西方的价值观是存在极大差异的。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应该说，白修德的采访稿件是很犯忌的，因为重庆**的新闻检查制度相当严格。按规定，当时从中国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经新闻检查机构审查后方可发出。但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洛阳电报局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时代》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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