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军人走上战场只有两种结局，或胜利或死亡，而投降和被俘向来被视为军人的奇耻大辱。当年西汉名将李陵率五千步卒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八万铁骑激战八昼夜，斩杀匈奴一万多人，最终因后援不继，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投降。李陵如此悲壮的绝地搏杀，血染征袍，换来的竟是汉武帝对其家人的满门抄斩，从此背上“汉奸”的骂名而身败名裂。
史可法苦心经营扬州城一年有余，被清军一日内攻陷城池，造成80万百姓被屠杀的惨剧，而史可法却因为那篇著名的《复多尔衮书》而名垂青史，成为民族英雄。史可法的气节是保住了，可谁还会想起那80万被杀戮的生灵？这些冤魂早已无声地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注重的是名节，忽略的是结果，80万生灵的毁灭竟然只是保了一位英雄的名节。
方先觉苦苦地思索，军人的职责是什么？是保卫国家，是作战，而不是毫无意义地送死。按照西方军人的价值观，在弹尽粮绝、突围无望的情况下，保存生命应该视为唯一的选择。军人有投降后保持尊严的权利，有被俘后不被自己同胞歧视和迫害的权利。美国士兵的背包里都有一张投降书，上面用多种文字写着“我投降，请不要伤害我”。军人在陷入包围无法脱身时，可以向敌人投降保生命。没有人因此而认为美国军人不爱国，更没有人认为他们贪生怕死，作战不勇敢。西方的战俘们历经磨难回国后，往往会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投降和被俘代表着一种“罪恶”，犹如女人失贞一样，惟有投井上吊才能弥补失去的名节。陷入绝境的军人也只有通过一死才能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悠悠千古，衮衮诸公，有谁能深入地剖析这其中的原因？
国人的一元化思维是如此简单，如此极端，非黑即白。在死战与投降的选择上，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要求你取前者而弃后者，唯此才能称之为英雄。有谁能理解第10军官兵在大溃退的总趋势下，苦撑危局，浴血搏杀，予敌人以超过自身总兵力的重大杀伤后，在弹尽粮绝、后继无援的绝境中作出的选择？
对军人而言，只有避而不战或不战而降才是真正的耻辱。国民革命军第10军对得起中国，对得起中国的四万万同胞。
方先觉深深地把头埋在胸前，痛苦辗转而不能自拔。
一个参谋跑进地下室，递给方先觉一个文件袋说：“军座，空军飞机刚刚投下蒋委员长手令。”
方先觉打开蒋介石的手令，上面只有简短的两行字：“明日第62军准进攻大西门，第79军准进攻小西门，第100军准进攻青草桥。他们都有自信力，一定可以攻入，望派员引导！”
方先觉惨笑着摇摇头：“我的校长，真的来不及了。”他用打火机点燃了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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