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接着又说：“毕竟出院没多久，就算是为了往后战事着想，稳妥起见也应当量一量。”
他默了片刻，似乎妥协，先是解开军装外套及衬衫上面三颗衣扣，又把右臂的衣袖卷了两卷。阮静秋如蒙大赦，赶忙把体温计递给他，又把血压计在他手臂上裹好。他刚发过一大通脾气，这时的血压数字实在好看不到哪里去，而她忧心着他身上其他的病症，但也不好在这里就开口问询。有她这个闲杂人等在场，他们俩不便讨论军务，也无法详谈方才和孙立人争执的内容，便互相说了几句日常关怀的话。郑洞国一再地劝说杜聿明安心静养，阮静秋自觉不好插嘴，但感觉一颗心仍然沉甸甸的，像是要把她整个人都拖得坠下去了。
三分钟后，她从他手里接过体温计，果然比正常温度略高了一点点，是一个可以算作低烧，也可以被他这样的人理直气壮地忽略不计的数字。出于作为医生的职业操守，她明知说了也是白搭，但还是向他如实说道：“长官，您有点发热，还是要适当休息的好。”
杜聿明略微点头，表明自己听见了，又极快地侧过身，掩着嘴咳嗽了几声。阮静秋感觉自己又开始从内而外地整个人泛酸苦，本来下意识地想去搀他，想起手上捧着的血压计，又只能悻悻然地作罢。杜聿明对此无知无觉，只对她说道：“你先出去吧。”
阮静秋回到医务室，请示过张主任后调出杜聿明的病历，和廖耀湘先前所说的一样，司令部里的这份病历几乎是白纸一张，除却几行十分敷衍的查体状况，没有任何具体病情症状的记载。她托腮沉思，脑袋里汇总过往曾学过的相关知识以及前些年在印度兰姆伽基地所受的医疗培训，认为肾结核通常不会单独凭空出现，反倒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肺结核迟迟未愈，结核病菌随血液播散，于是肾脏也出现感染。手术或许暂且能解决一部分肾脏的病变，可术后单靠止痛药扛着却是不行的，把抗结核药物用上，同时非得卧床休息上一阵子，才有完全康复的可能。
在她来的那个时代，结核病已是一种罕见的病症，至少她学医、从医十余年来还从没有遇见过。可时光倒转仅数十年，这种传染病却如此普遍和难以防范，且由于缺少抗生素的缘故，每一刻都在有人因此而失去生命。她对着病历发愁，又一一比对现有的库存药物，遗憾自己不能在有限的条件里作出一些制药领域的发明，好彻底根除了这件困扰许多人的病症。快到晌午头的时候，陈副官过来找她，一见面便很诚恳地道抱歉，说他早上进作战室去，本来是想帮忙问话的，可屋里那副剑拔弩张的态势叫他开不了口，也不敢就此推门出屋，只好尴尬地被困在了那里。
阮静秋也和他客套，说：“都是为长官办事，哪有什么抱不抱歉的呢。”又顺带问他，杜长官平时都吃哪些药、有没有其他症状之类。他果然报出方才那个止痛药的名字，又说了一两种抗结核药，但继而叹着气摇头，说忙起来忘记吃药是常事，倒不如说想起来吃药才是极罕见的情况。
她听了更加无奈：“那还管什么用？”
他身上还带着一个药瓶，是前两天刚吃完的止痛药。这个年代所常用的止痛药自然也不比后世品类丰富且安全性更佳，大多都有难以避免的副作用和成瘾性。阮静秋看着药瓶上英文写就的“阿司匹林”，深深叹了口气，提醒他：这药固然能够有抗炎止痛的功效，但服用必须遵循剂量限制。长期过量服用阿司匹林，意味着他的长官将遭受包括凝血功能异常、肺水肿、脑卒中、肝损伤在内的众多风险的威胁，还可能加重他缠绵不愈的胃溃疡。只是她药学虽然还过得去，历史却大半已经忘光了，要她眼下立即找出能取代阿司匹林的更好的药，她实在办不到，因为这时候就连布洛芬也还没发明呢。这种情况下，她只能求助于一些中医理论，按几种常见的痛症各自写下几味对应的草药，把药方递到他手上，而后再三叮嘱，具体用药的分量还是要找大夫把脉问诊后再定。
他之前并不知道这些，听她说完，十分震惊地连连道谢，接着连忙拿药方去找他的长官了。她又坐下来，看着那份只写有寥寥数字的病历发愁：连病人的面也见不上，话也说不成——这叫她这个医生怎么办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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