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以后，我对杨桦的着迷更加深重而隐晦，我不动声色的监视着他，观察着他，对着他的照片自慰时，脑海里也有了回放的声音。我开始着手于和他的下一步发展，安排一些人为的巧合。
比如考前复习时的图书馆，恰到好处。我知道他那学期选修了艺术理论，出现在图书馆复习的机率很大，所以我早早到了地方，用一本《艺术概论真题汇编》，替他占了个座。那一次我们没有约定，对别人来说，就只是我自以为是的守株待兔，但我不以为然，秉持着一个教本上的科学精神，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果然来了，来作为我真理的论据，作为我命题的充要条件。
临近考试，图书馆里人满为患，一个空位和龙椅一样令人觊觎。在第三个人问我旁边的座位是否有人之后，杨桦到来，看我一眼、又翻一下那本书，顿了半晌才无声坐下。他向来不会提早去任何地方，这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因为他的人缘足够好，总有人会愿意给他让座，就算他不好意思，那些人也能挤出个空儿给他。不过这些都是他耗费了巨量的时间精力进行社交、包装自我才得到的成果，我个人认为，毫无性价比可言。
就如这次“会面”，我并非没有数据支持。在我第一次强吻他之后，我们其实还偶遇多次，在我刻意与他接近的行动轨迹上，这种巧合出现的概率达到了可喜的54％——他本可以降低这个概率。在第4次我和他迎面相见，他仍旧没有对我有任何的眼神警告，也仍旧像不曾认识一样和我擦肩而过。我拽住了他，再一次将沉默的他拉进厕所隔间强吻。或许该纠正一下语误，在我贴着他颤抖的脸，喊他“杨桦学长”之前，我们确实“不曾认识”。
杨桦是那样的被动，令我一度以为他是个软弱的家伙。在我松开了对他的桎梏，他深呼吸后若无其事地离开隔间时，我才恍惚意识到，他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感。那些外界定义的道德和责任，让他只能接受这种事情由我主动，这样他就不用那么受自己的内心遣责……这应该定性为狡猾，但他又恰到好处的善良，他看得出，我没有这种过度的责任感。被道德遣责的忏悔，我不受用，我只是认为：要做什么事情，就算清要付出什么代价然后去做，仅此而已。
他在我的不远处坐着，翻开他一如那本毛概一样整洁的课本，然后向我递来了一张纸条，像那堂思政课的回信。
“这本真题很好，虽然我更偏好把概念理解透彻，不擅长做题，但还是谢谢你的好意。”
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万卷，却几乎不会收入教辅习题，那本《真题汇编》上也没有图书馆印章——是我自己买的。
他识破了这个陷阱，但他仍旧坐上了这个位置；我没打算把这一切做得自然，是我想看他是否也愿者上钩。于是我得到了我心仪的猎物，那张纸条的末尾，用铅笔写了一串淡淡的手机号码，仿佛一种别致的署名，默许我将其编入档案。
杨桦离开了，我们心照不宣地没有言语，他留下那本《真题》，从当初就没有从我这拿走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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