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去过重庆，哪怕我已经在成都生活40年。四川有一句俗语：远慌近不忙。我去过北京，去过西安，去过昆明，去过桂林，但我竟然还没有去过隔壁邻居家。真的远慌近不忙？我应该去一趟重庆的，哪怕仅仅是去看看红岩，我也应该去的。
中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红岩展。展厅在一个公园里面，学生们鱼贯而入。我最好奇的是白公馆渣滓洞到底长什么样？真的一关进去就出不来吗？还有一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红岩最后的大屠杀竟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这简直不像话。我甚至会想象，如果我被关进白公馆渣滓洞，我跑不跑得出来？讲解员说有一个革命烈士，用手把墙壁挖开，竟然真的挖个洞，他从洞口跑出来。可惜，老天不帮忙，洞口竟然是一处悬崖。烈士勉强跳下，摔在地上，脚摔断。被捉回去，严加看守。
我想起一个词叫“天地不仁”。天地不仁，所以出口竟然是一个悬崖。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被老天捉弄。革命者是被捉弄的，狱卒是被捉弄的，典狱官是被捉弄的，甚至连老蒋本人都是被捉弄的。只不过这种捉弄，有的人能感知到，有的人感知不到；有的人感触深，有的人感触浅。看守红岩的国民党军官，除少部分逃走外，其余都被“镇压”。所谓“镇压”，想来不好受，无产阶级的铁拳不是那么好尝的。
其实，我最心疼的还是小萝卜头，小萝卜头是一个出生在红岩，长在红岩的小孩子。他从来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我前面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和他基本绝缘。我觉得把一个小生命一出生就禁锢起来，非常的残忍。看电影，小萝卜头捉到一只白色的蝴蝶，但他把蝴蝶放飞。他自己走不出这高墙深院，但蝴蝶可以代替他到外面的世界看看。然后在下一个春天，飞回来，悄悄把向日葵已经开放的消息告诉给小萝卜头。
电影拍得很隐晦，我没有看到小萝卜头的结局，他最终走出红岩了吗？我拉着讲解员姐姐的衣角，问她。小姐姐说：“小萝卜头牺牲了，在最后的大屠杀中被敌人杀害了。”我很震惊，我真的很震惊。故事不应该是这样，小萝卜头不应该是被解放军战士从白公馆渣滓洞救出来，然后参加革命吗？怎么会死？故事不应该这样写，我觉得不应该，一定是编剧搞错了。据说，我也只是听说，当时国民党向蒋介石请示，怎么处置小萝卜头和杨虎城只有六岁的女儿。蒋介石说：“斩草除根的道理你们不懂吗？”于是，杀戮开始。真实的历史是不是这样，需要历史学家来考证。但老蒋显然昏了头，不然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不会死。一个人一旦昏了头，就注定失败，哪怕他自诩为名门正派。
我参观红岩展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当然就是那些恐怖的刑具，什么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子，皮鞭子，听着就吓人，更别说看到。我没有仔细去查阅过法国的巴士底狱有没有这些酷刑，想来应该是没有。欧洲到底比我们文明300年，当我们还在剥皮实草的时候，别人已经在用绞刑架。我想，老蒋到晚年的时候，会不会跪在耶稣的面前忏悔他的罪孽。如果没有，他的信仰值得被怀疑。当然，蒋介石也有正面的一面，比如他很节约，新生活运动开始就只喝白开水。但我想，少对革命者用一次刑，换喝一杯茉莉花茶，这个账算得过来，不知道蒋介石本人怎么想。
离开“白公馆渣滓洞”，我的心情很低落。但我还是买了一本《红岩》，我记得很清楚，五块钱，平装的。我觉得我拿着《红岩》跑来跑去的样子， 像极了小萝卜头捉蝴蝶的模样。小萝卜头好歹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而我连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见过，不知道我们俩谁被捉弄得更惨一些。
后来的事，趋近于荒谬。《红岩》的作者在文革中自杀，又说是被人推下楼摔死的，蒋公当含笑九泉。正像我说的，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被冥冥中的一只大手捉弄，但我们总想被捉弄的轻一点，温柔一点，合理一点，含情脉脉一点。赵一曼唯一的儿子宁儿，解放后到烈士纪念馆抄下母亲临刑前写给自己的遗书，然后用钢笔在自己手上刺了“赵一曼”三个字。宁儿仅仅53岁就自缢身亡，这一次蒋公破口大骂一句：“娘希匹”也不为过了。
忘忧草，忘了就好。到重庆远不止可以看红岩，还可以去洪崖洞，解放碑。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流连在烟火人间。据说，肯德基，麦当劳现在在大城市生意没有原来那么好，所以都跑到中小城市去开店。其实，肯德基，麦当劳还是好的。它们的食物也许谈不上色香味俱全，营养搭配均衡，但它们的食物是安全的。我们完全可以放放心心的吃，不用担心地沟油，不用担心三聚氰胺。所以，学学别人的长处，不要老抱着自己的破棉袄，舍不得脱。真正智者的选择总是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开放，更理智，更合情入理。你们觉得呢？总不能老想着你打过来我打过去的“斗殴”吧？人的生活本来就应该是和谐而美好的，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而活？
小萝卜头是我的童年伤心，好在，他应该早已往生。三生石上有他的名字，刻在最显眼的那一面，天天阳光照耀。会不会，多年后，一个中年男人走到白公馆渣滓洞，把一束鲜花奉献在小萝卜头的铜像前，然后，凝视着这个小男孩。想起前世的因因果果，点点滴滴，双目噙泪，滴泪成雨？那么，重庆之行，也一定足够回忆终生，铭刻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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