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对大多数人来说，房子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是动物的本能，而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更需要自己的居住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认可。拥有自己的住所能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农民曾被地主压迫的恐惧根深蒂固，租户则随时面临被房东驱赶的风险——哪怕是简单的厨房装修，也必须经过房东同意，房租涨价更是家常便饭。现代社会的户口、医疗、学籍等制度，也都与房产息息相关。因此，但凡有一点买房资本的人，都会竭尽全力争取。
然而，李多丽的父亲在这方面是个例外。
李多丽家对面住着一户老北京人，三世同堂。老人是某局的退休g部，儿子是一家国企三级单位的负责人，儿媳是三甲医院的护士，孩子在区重点中学读初中。他们的房子b李多丽家大一些，200平米出头，家里有一辆30万的车。老人在附近的板楼里还有一套不到80平米的两室一厅，用于出租。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样的家庭虽称不上富贵，但也算得上殷实。
尽管李多丽的父亲矢口否认，但这个家庭在他心目中近乎神圣不可侵犯。或许是因为他出身农村，只有初中学历，没有北京户口，所以对国企、事业单位充满敬畏。别说这样的“小官”家庭，就连李多丽的小学老师，她的父亲都避之不及——从未参加过家长会。
北京户口是另一个话题。2005年左右，李多丽父亲的几位生意伙伴通过“特殊渠道”获得了北京户口。当时政策宽松，只要在国外留过学、又是私营企业主，基本愿意花钱就能办成。和买房、买车一样，如果李多丽的父亲肯“拼一把”，几十万还是拿得出来的，但他认为户口不重要，最终放弃了。
然而，李多丽的父亲在家人面前的表现截然不同。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自认为是家庭的顶梁柱，要求其他成员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如果有人反对，他就会以切断经济来源相威胁。尽管缺乏远见，他在nV儿的教育上却舍得花钱，从小就给她报各种补习班，请一对一家教，甚至将她从公立小学转到一年学费20万的国际学校。
李多丽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护校毕业后，她曾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护士，但生下李多丽后便辞职做了家庭主妇。起初，她打算休完产假就回去工作，但李多丽的父亲一再强调，孩子幼年时期最需要母亲的陪伴。再加上她的工资不高，可能还不够支付保姆的费用，而请外人又有信任问题，她只好妥协。
李多丽的父亲曾承诺，等孩子上幼儿园后，不仅会支持她重返职场，还会出资让她考取更高的资格证书。然而，三年过去，李多丽上了幼儿园，每当她提出回去工作时，父亲总有新的借口——幼儿园放学太早，下班来不及接孩子；社区门诊周末需要值班，家里没人看孩子；学校的午餐不够营养，孩子必须回家吃饭……
上了小学后，父亲的理由更加充分：李多丽需要回家吃午饭，这意味着母亲必须在家做饭，无法工作；而且，下班后也没有足够的JiNg力辅导孩子的功课。
李多丽的母亲对自己极为节俭，不用任何护肤品，一年买的新衣服不超过一件。她包揽了所有家务，即使从超市买了再重的东西，也舍不得打车，宁愿提着沉重的袋子走回家。
她的经历印证了一个现实：已婚nVX若想在家庭中有地位，要么需要经济，要么得有可靠的娘家支持。然而，李多丽的母亲3岁时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后放弃了抚养权，8岁时父亲再婚，从此她有了后妈，也等于有了“后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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