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午後像一条被晒得发烫的胶带，黏在城市的每一块墙面上。我翘了《视觉语言》的课，跑去二轮电影院补一部老片。灯亮起时，我还坐在最後一排，让字幕在脑子里延迟个三秒，像散不掉的余温。
回到租屋的小套房，手机刚好震了一下。
「阿禾，生日快乐。」
电话那头是我妈妈——顾晴，常年飞来飞去的展演策展人。她说话一如既往地乾脆。
「嗯，谢谢。」我把钥匙丢进碗里，叮的一声响。
「想要什麽就寄信给我。对了，你现在……十九了吧？」
「十九。」
「那就是说，今年念专二？」
「我重修过一年，现在大一。」
「也好，开心就好。先这样，飞机要起飞了。」
通话不到五分钟。她永远在路上，句子里没有多余的停顿。切断後，房间忽然很安静，只剩窗外机车发动的嗡嗡声。我把外套一甩，落在沙发上，这才看见门边的信箱里塞了个牛皮纸信封，角落被雨水渗出一圈淡淡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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