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觉得好吃。然后他看向父亲，觉得他也好看。
父亲站在高处，帽檐压下，像是从天而降的判官。枪声之后，他微微转身，命令队伍撤走，皮靴踩在临时搭的木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那种声音极有节奏，像小提琴拉到弓尾，轻微，却扎实。郑光明后来多少次春梦回环，都是那只靴子落地时，雪在靴底溅开的样子。
他从不主动回忆这场处决。他甚至在很多年里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它，直到某个雨天，在档案馆看见“32年初春肃清案”四个字，忽然觉得胃一阵收缩，那是许久没有体验过的生理反应，像被某根透明的弦突兀勒住。他站起身，走到洗手间，把自己锁在格子里，坐着，看着脚边的地砖发呆。地砖是新铺的，不再是当年的木板，脚步踩上去不会咯吱咯吱地响，但他还是听到了那种声音。靴子的声音。左一下，右一下。
他始终没有质疑过父亲。不是出于忠诚，而是出于一种更深层的情感惰性——他早就接受了父亲是那个能开枪的人，那一代人里的那一种人。换而言之，即便父亲是错的，他依然觉得父亲做了对的事情。父亲有能力犯错，父亲犯错是他对自己拥有的权力的炫耀。
而郑光明深深爱上了那种炫耀。他觉得强权中的父亲美丽至极。
一阵久违的柔情翻涌上来。很快的，冷风一吹，烟消云散了。
变故从第三天开始。想来一切早有预兆，郑光明浑浑噩噩渡过几日，也不碰郑乘风了，这让他竟然有些轻微发热的症状。这边好歹弄些药物解病，那边审问收编俘虏的事情就愈发激烈了。
那天的风从西北来，城门上挂的布幅轻轻卷起一点边角，像有人悄悄抬起眼角窥视。郑乘风本不爱走内务署一带，说就那一节车厢人气杂，气味也腥。但那天例外，有人送来一个女人，说是皖军被歼之后收容下来的俘虏，想送进医院，但因为会写字、识书册，又长了一张太招眼的脸，几位科员一时举棋不定，只得送到上司眼前来。
她就那样站在红布遮盖的桌角边，身上的军装洗得发白，腰带系得紧，衬得身形窄直，像一根撑过冬天却没倒下的芦苇。她没有低头，也没有直视郑乘风，只是微微偏着头，看那株黄花槐的落叶在石砖缝里打旋儿。
郑乘风站在台阶上，帽檐压出一道影子，他审视她的时间远比其他人长。他注意到她的指甲整洁，鞋面擦过，有书卷之气，却不假清高。军官意识到，她不是那种“被教化”的女学生，她身上有一层别样的筋骨感，一种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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