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力，不是不可能。
但齐政也清楚，农业合作社的土地流转只是“新土改”的其中一点而已。承包地的抵押、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还有住房财产权的流转，这些都是“新土改”的聚焦点。
土改关系重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且深牵农民根本利益。所以哪怕嘉谷系对土改预期高涨，但齐政的表态一直有所保留。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主体明确了吗？规则确定了吗？配套制度健全了吗？最关键的土地经济关系搞明白了？增值收益分配关系能理顺吗？
这些问题，即使重来一世，齐政也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
而且，说不如做。
纵观嘉谷推动组建的农业合作社，起码明确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不会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会把耕地改少了，不会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不会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这就可以作为一个地方试点形成的模式、经验进行总结了。
齐政一直觉得中国在改革道路上做得明智至极的一点，就是试点。
改革开放始于领导人在一个小渔村画的一个圈，而此后历项重大改革，无不从试点开始。“新土改”哪怕只是起草论证，也要参考地方试点。
嘉谷能作为政府决策参考的“试点”，固然是一种荣耀，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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