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一定要去那儿吗？”沈韵问。等喉头终于松弛下来，声音却似乎来自另一个人，并且还问了一句她本来没打算要问的话。
“一定！一刻都不要耽误！”瞿兆迪回答得简单明了，正是北京人常形容的那种“嘎嘣儿脆”。
“你是不是，还能多告诉我点什么？”沈韵的态度已转为乞求。
“哎～”许久后，那一头传来长长一声叹息，然后“啪”一下，电话就给挂断了，瞿兆迪再次消失在了沈韵的世界里。
话筒放回原处，导播间静得仿佛连空气的流动都能听见。瘫坐在地毯上，沈韵还像以前那样望着一排电话，努力回忆与瞿兆迪通话用的是其中哪一部。她的脑子实在是太乱了。
低头看父亲的手表，一晃神，竟见到平坦的表面变作了一张怪物的脸，朝她阴阳怪气地笑着，那坏笑，与瞿兆迪有几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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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沈韵拖着一只小小的四轮行李箱，站在西昌站的出口。
她决定听从瞿兆迪的安排，所以一回到租来的小房子里就匆忙收拾好了行李。
其实北漂的两年，除去生活必备品她什么都没添置，要说需要打包带走的东西还真不多，除了满屋子的科学书籍与杂志。
那些沉重的书本，终于到了该舍弃的时候，就像老家那台双筒天文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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