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晶对淡马锡作了一项现在看来及其重要的战略决策：不再将主要的投资放在新加坡，仅留三分之一在新加坡，三分之一在亚洲，另三分之一在亚洲之外。这对深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遭受重创后，刚刚恢复元气的新加坡来说，是一个不容易被理解的决定，终究每个国家都希望尽量留住投资。
在曾凌风的回忆中，另一个时辰淡马锡在中国的投资，很快获得了历史性的机遇和巨大的报答，这其中最受外界瞩目的就是他们准备饕餮了中国银行业盛宴。
淡马锡最早进入中国大陆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投资项目五花八门。但真正大举进入中国还是在二零零二年之后，起得早不如赶得巧，积极进入中国的淡马锡迅抓到了中国金融行业改革的大好时机，参与其中的资本盛宴。
按照淡马锡和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框架，淡马锡将协助中国银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包括向中国银行推荐一名董事候选人，除着力提升公司治理外，淡马锡将利用其在亚洲金融业的网络，协助中国银行发展人才资源和科技基础。
淡马锡与中国金融业的关系不止是简单的投资，他们还进一步尝试联手中国金融业投资国际市场，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
虽然新加坡长期由人民行动党执政，但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运营运作基本不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与私企一样，董事会是公司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能够说，政企分开，市场化运营国有企业，是淡马锡模式成功的关键。
作为国有企业，淡马锡不存在对政府财政的软预算约束依赖。相反，该公司通过公司化运营，不仅能按照企业标准向财政系统上缴税收，更能够籍所有者权益的规则，向政府出资人输送投资收益所得。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淡马锡模式下的国有企业实质上起到了政府控制金融部门的作用。
淡马锡模式的一个核心思想，是通过政府全资持股控股公司的方式，透过控股公司这个平台，以财政财力向企业投资，体现政府作为企业最大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通过控股公司在各企业董事会中的影响力，达成政府对市场中经济体的间接控制。
另一方面，政府不间接介入企业的公司化运营，也不间接干涉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让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盈利。届时，又通过控股公司的管道分取收益，形成良性循环。
淡马锡特有的模式以及在中国成功的投资运作，客观上为中国培育了高级金融人才，无形中起到了培训基地的作用。
但是，这些人的运营理念，也遭到了淡马锡的严峻影响，实际上危害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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