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去看了南山上盛开的花海，去郊外打猎骑马，去山中庄园感受静谧的山林。他是个特别开朗的人，就算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情，在他的口中都有着不一样的趣味。那时我被家母的病忧心着，是他让我放松下来。
他很喜欢大兴，很喜欢广州，于是自告奋勇承担起了自家船队的押船任务，常年往返于倭国和广州两地。我们二人相熟起来，接触的多了，便互相倾心对方。
那些年广州的倭寇之乱还不算太严重，只是零零星星，但我与倭国男子交往甚密的消息被竞争的几家酒楼散布开，又添油加醋一番，还是在广州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段时间，甚至连明堂里的生意都不太好了，人人都说，明堂的独女要嫁给倭国人，那赚了这么多百姓的银子，将来都是倭国人的。总之，说什么的都有，多难听的也都有。
那时家母已到了油尽灯枯之时，听见这些中伤我的流言蜚语，气得她大哭一场，以至于伤了根本，很快便过世了。但她最后在病榻上，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不要管旁人说什么，只要我幸福快乐就好，女子这一生，无价宝易得，有情郎难求，祖辈已经给我留下了足够多的财富，哪怕关掉明堂，我这一生也可逍遥度日，只要我快乐，她便安心了。
家母病逝后，我在这世上没有了亲人，沉浸在丧母之痛中走不出来。再加上明堂的生意一落千丈，我整日忧愁落泪，借酒消愁，万念俱灰之下，我把所有的痛苦都转嫁到了荣次郎身上，觉得造成今日这一切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他，如果没有他，家母不会这么快过世，祖辈创下的这份基业也不会断送在我的手上。
于是我与他提了分开，并且希望他永远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最好永远也不要再来大兴。
可他不走，无论我怎么骂他，骂的有多难听，甚至还摔东西，打他，他也不走，只是一遍又一遍温柔的抱着我，给我擦掉脸上的泪，给我包扎好受伤的手。
他只说了一句话，说我不是孤身一人，今后在这世上还有他可以依靠。
他给家里去了一封信，留了下来，陪着我四处游玩，放松心情，我们几乎走遍了整个江南。在外游历了大半年，我才终于平静下来，从痛苦中走出来。
回到广州，我开始重拾明堂的生意，虽说有些难，但幸好明堂的底子厚，又有伊大人的支持。伊大人说，令人憎恶的是那些打家劫舍的倭寇，而不是友好的倭国百姓。他的这句话成了我的定心丸，许是有意要将明堂做成一块正确引导民心的招牌，伊大人将官府的许多活动都放在了明堂，就这么的，明堂的生意也渐渐回到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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