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突然，而步行团成员均已整装待发，我并无意因为个人原因令整个队伍延宕一天，便申请随后赶上会合。叔父陆衡之教授本就作殿后计划，此时尚在长沙。第二天参加完步行团欢送会后，他带着师友的鼓励来慰望我这个病号，谢云瞻也向学校申请与我同行，不过一早就依照我们昨晚说好的出门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叔父拉了把椅子在我床边坐下，长须微动，一双忧虑的眼黑得看不见一星儿的光。
“仲斐，听叔父的，那件事就不要再查了，好吗？”
“为什么？”
“为了能好好地活。”
我一言不发，拿起搁在床头的一捧花来看，三两朵粉白的五瓣花，散落在新绿的枝条间。
怔然良久，我才缓缓地说：“叔父，您说奇不奇怪，这些初开的小花明明很有生命力，可我看着，却真有种说不出的伤心。”
去年七七事变后，彼时CC系还没预备启动我这枚闲棋冷子，我便瞒着父亲加入了位于北平南苑的学兵团。
一把汉阳造，一把大刀，还有几枚手榴弹，当时我已经做好了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准备。
那些日子里，炮声似乎就没停过，天总是灰蒙蒙的样子。我们这群学生兵，大学生居多，中学生也不少，其中，还有许多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在京的东北学生。
我们每天在大操场出操，也练习射击，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很积极振奋，我们不怕跟敌人拼刺刀，怕的是不肯打，不让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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