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我很熟悉，他们都是叔父在北平一手操持的东北中学的学生。叔父是北平城里有名的国文教授，平常他在大学里开课我是听不着的，因此常去东北中学旁听，由此认识了一群意趣相投的好友。
中学毕业后，我们各赴前程，不意竟在同一道战线上重逢，也算乌云笼罩下为数不多值得雀跃的相遇了。
没有正式开战前的日子里，一天的训练完毕后，月亮还没升起，我们还会争着去给训练团教育长的大红马洗澡。
有个叫苏木的东北中学毕业生总是一边给大红马梳理光洁的鬃毛，一边跟我们说，东北被日寇占领后，整个华北都陷入日寇蛮横的“不得设防”的阴影之下，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连遛小马驹都不被允许。
有一次苏木随军需官回了趟内城，再回来时，就教我们给大红马的鬃毛编小辫子，我们都猜是他的心上人教他的，他就呵呵直笑，也不分辩。
那天晚霞很美，泼洒在大红马沉朱色坚毅的脊骨上，耀目惊心。
凌晨，日军突袭。我们受命伏在战壕中，随时准备冲出去。远处，沉沉天幕下，火光迸裂，烟尘接天连地，很快蔓延成一片火海。
教育长突然派人传我到指挥室，说是敌袭造成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基本完全被摧毁，须得立刻派一名传令兵到西苑——另一处军事训练团的驻地，告知他们日寇发起攻击的消息。
我就是在那样急迫的情况下上了一辆几乎与黑夜融为一体的黑色轿车。
毕竟是第一次直面硝烟，又身负两地传讯的生死任务，我心里不免忐忑，愈发觉得口干舌燥，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出我的窘迫，好心递给我一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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