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蔽之，蓟王立义，合肥侯立疑。假董太皇次子之身份，自揭家丑。且言之凿凿。群雄岂不，捕风捉影。于是流言蜚语，甚嚣尘上。汉宫禁忌，永乐隐秘，大白天下。世人岂不哗然。
试想，董侯如何还能稳坐帝位。
先秦，吕不韦、嬴政，名为君臣，实为父子之事。史上亦无定论。便是太史公，亦有两套说辞（注）。
何况，董侯生父，乃一介匹夫。不值一提。甚至已被，灭口多年。无从与董侯助势。合肥侯传书袁术，不惜断母子亲情，舍身造谣。袁公路，心领神会，将合肥侯手书，转呈曹孟德。便是所谓“以讹传讹”。曹孟德，非但不传书蓟王，以正视听。反又将手书传于南阳。便是张济所言，“疑以传疑”。
合肥侯、史侯，权衡利弊，当信以为真。为夺大位，必争相示好。曹孟德自可，坐收渔人之利。
于合肥侯而言。关东播乱，便可火中取栗。叔侄二人，心思各异。然皆为窃据大汉帝位，无所不用其极。
史侯与张济，这便定计。由张济亲率三千西凉铁骑，护送史侯，君临甄下。十万大军，伏于南阳。
稍后，待甄都来使，司空司直程昱，安睡自醒。史侯又设宫宴，为其接风洗尘。席间，与程昱商定，各项仪轨。史侯坚持，曹孟德需率百官，出城十里相迎，云云。
程昱快马回禀。
曹司空，无有不应。只需能将史侯，诓入甄都。则事成矣。
所谓，“愿者上钩”。曹孟德，遣程昱转呈合肥侯手书。便为诱史侯上钩。又谓，“香饵之下，必有悬鱼”。大汉帝位，足够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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