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以蒋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袁世凯对蔡锷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以政事堂名义通令各部署，凡与蔡锷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锷有关的人，也都撤职。结果，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锷的旧属都受到迫害。
袁世凯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而蔡锷为官多年，虽然名满天下，却没什么资产。蔡锷的家人老夫人和妻子等早有准备，不知躲到了何处。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锷分了家。
蔡鄂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少许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世凯一方面对蔡锷大动干戈，另一方面又想通过软化的手段，使得蔡锷能够“浪子回头”。他知道蔡锷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李经羲是蔡锷的老上司，也是他将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袁世凯找到李经羲，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做蔡锷的工作。
为此，袁世凯特别赏赐李经羲貂裘一袭，李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希龄奉诏于民国五年年一月十六日抵京谒袁。
熊希龄是蔡锷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荐蔡锷为湖南都督。袁世凯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希龄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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