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这次上海之行是重视的、认真的。他中断多时的日记,续写的第一天是1921年4月27日,记录的即是商务印书馆邀请之事。

        胡适到沪后,他后来回忆说:“天天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高先生每天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

        他深入编译所各部门和图书馆,列席编译会议,与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郑贞文、杨端六、华超、钱经宇等人讨论改革措施。杨端六畅述“馆中最大的弊端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编辑所中待遇甚劣,设备图书、房子甚不完备,决不能得第一流人才”。遂又递交《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改组办法大要》,列十四条。此外还有华超、郑振铎、郑贞文等也写了书面意见。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又身处商务多时,有深切的体验。胡适的到来,无疑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使他们的许多想法得以整理,从蒙眬变得具体和清晰,然后有条理地表达出来。

        “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商务印书馆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留住胡适。

        老辣如张元济,因求才心切,终于“金沙成翳”而看走了眼。但得与失是很难说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胡适是个重情义、懂感恩、有担当的人,他不能加盟商务,但他深深地知道,对商务的最大回报,就是推荐一个合适的人自代。也许他心中早有人选。他在声望上,与胡适不啻霄壤之别,却也是个将帅人物。胡适心中早有对商务印书馆更重要,和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王云五。

        王云五比胡适略长几岁,只读过三年书,全靠自学成才,当过孙中山秘书,在中国公学教过胡适英语,还辅导过他“大代数和解析几何”。届时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一个小书局主编公民丛书,“立志要打倒”商务印书馆。

        7月23日,胡适到沪才一周,便去拜访老师王云五。他在当日日记中称:“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胡适与王云五频繁互访,倾心长谈。

        自然,胡适推荐了王云五;自然,胡适返回了北平。叫人拍案的是,商务印书馆竟然接受了33岁的王云五。在这个历史关头,张元济思变,高梦旦让贤,胡适担当,商务印书馆的几个老前辈,用胡适的话说是“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

        这不是说故事,也不是演电影,而是真人真事。

        表明在那样一个时代,有那样一群人,曾经有过那样的辽远眼光,有过那样的决断气魄,有过那样的宽广胸怀。

        胡适特别赞赏这件事,说“这是一件美谈”。商务印书馆的“几位老辈”,“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世人思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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