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刚听了半天才弄明白，这兄弟俩喋喋不休唠叨的只有一个明确的表达，就是河南闹了两年大灾，农民粮食颗粒无收，其饥饿程度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而**不但没有赈济灾民反而加紧横征暴敛，尤其是汤恩伯那鳖孙，他的兵最坏，把老百姓糟蹋得活不下去才豁出命去抢劫，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
蔡继刚向满堂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你认为汤恩伯的兵比日本人还坏吗？”
满堂肯定地说：“听逃难的人说，鬼子也不是啥好货，可俺村以前没来过鬼子，俺不是没见过嘛？”
铁柱马上补充道：“这回第一次见鬼子，鬼子对俺老百姓挺好，挨家发粮食，还是白米呢，俺长这么大也没吃过白米。”
蔡继刚沉默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事情是明摆着的，中国的老百姓从来都是处于自生自灭的原生状态，**除了收税，似乎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国家对他们而言是个很虚幻的概念，既然老百姓感受不到国家的存在，那么他们凭什么要为国家去流血牺牲呢？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只是让老百姓明白了一个道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天下都是皇家的，与老百姓没有关系，那么老百姓为什么要为与自己毫无干系的皇家去打仗去流血呢？听着满堂兄弟的叙述，蔡继刚感到震惊，感到惶惑，他意识到自己语言的苍白，他无法对满堂兄弟的混沌愚昧作出批判。此时，蔡继刚又能说些什么呢？
蔡继刚知道，中原的惨剧不仅仅始于1942年以来的水、旱、蝗灾，其实恶果在1938年就已经种下了。那年5月，日军土肥原师团由菏泽北面董口偷渡黄河成功，向陇海线西犯，目标在于占领郑州、许昌。日军的战略目的不仅为切断平汉路郑汉段的运输联络，更在于南进武汉，西迫洛阳、西安，进而窥视中国西南大后方。当时郑州危急，武汉震动。国民**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扼制敌人的进攻势头，情急之下，蒋介石命令商震的第20集团军新8师掘开黄河花园口堤坝，以水代兵，使黄河改道南流，入贾鲁河和颍河，夺淮入海。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阻截日军西进南下的目的，使日军第14、第16师团陷入困境，但同时也给豫、皖、苏的中国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200余万亩的耕地被淹没，造成了大片的黄泛区，共计120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亡。
蔡继刚这几年一直在军委会工作，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使他接触到不少绝密资料。蔡继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讯对此事件进行过评估，应该说，国民**在进行决策时已经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巨大伤亡和经济损失，为了防止民怨的扩大，国民**在事后的行为很不光彩。6月11日，也就是花园口刚刚决堤，蒋介石就作出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自此中央社奠定了宣传基调，将决堤栽赃于日军，并且加强其悲剧性的引导，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对受灾惨状加以渲染，把民众的怒火引向侵略者，而逃脱**应负的责任[2]
几年来，花园口事件的得失在重庆高层军政官员中间争议很大，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部分人认为，花园口决堤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据后来得到的情报表明，洪水之后日军紧急以航空兵团力援助困于黄水中的第14、16师团，用运输机和临时改装的轰炸机给被困部队投下大量补给。6月29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据悉，仅日军第2军死于洪水的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从战略角度看，黄河决堤后形成黄泛区这一巨大地障，迫使日军于平汉路以东停止前进，从而消除了唐、白河流域及汉水中游面临的军事威胁，并守住了军事重地郑州。如此说来，国民**的“断臂图存”之举是利大于弊。另外，民众死于洪水的人数也存在极大的争议，国民**的宣传部门宣称：“花园口决堤后，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路豫西地带，**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
对此事件执肯定态度的一部分人认为，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的意义有三点：首先是阻止日军西进，改变了进攻武汉的路线；其次是为保卫武汉赢得了准备时间；再就是造成了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局面。
蔡继刚对此说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价值仅在于给占领中牟、尉氏的日军造成困难并使其受到一定的损失。黄水夺淮造成淮河泛滥，日军不过是将原定以一部分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麓地区的作战部署，改为沿长江西进进攻武汉。与豫、皖、苏民众因黄水泛滥遭受的巨大损失相比，这点军事价值不足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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