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两人长大以后却没了这个机会。他们先是进了陆军幼年学校，后来又进了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从少尉军官干起。战争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运气，渡边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右臂中了两发重机枪子弹，虽然侥幸没被截肢，但右臂算是残废了，无法继续在作战部队服役。他伤愈后被调到战俘营任职，也算是老长官对他的关照。
野藤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中被弹片击碎了膝盖骨，变成了瘸子。要不是因为战争扩大，军队极缺兵员，这类伤残军人早该退伍了。承蒙长官照顾，野藤伤愈后被调到第一军司令部当了个坐机关的作战参谋。事已至此，渡边和野藤的愿望这辈子都不可能实现了。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军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现代化军队，从战略战术到兵器装备不断地与西方军队缩短差距，而日本军人的思想却未必进入了现代化，这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
日本16世纪的战国时代是个没有权威的时代，那时的日本列岛群雄四起，整个国家乱了套。传统的贵族政治土崩瓦解，土豪、平民甚至浪人都开始不满意自己卑贱的身份而准备闹事。西方基督教和火枪的引进改变了社会和战争形态，使日本逐渐摆脱以往的兵农合一制度，转变为以现金雇佣浪人为职业军人，早期各诸侯的国人土豪联合体制也逐渐转型成集权独裁的军国政体。于是日本列岛上大规模的会战成为常态，统一的幕府也自战火中历练诞生……这时候的武士们才算有了正式饭碗，他们终于可以像贵族一样领取俸禄了，当然是谁给钱就为谁打仗，他们只忠实于自己的领主，而不听命于任何权威。不管攻击对象有多么显赫的家世和头衔，领主一句话就可以灭了他家。因此，日本战国时代的诸侯们没有哪个活得太长久，总是屁股还没坐稳，就让别人给灭了。后世日本军队中奉行的“下克上”行动从那时起就有了理论依据。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军队虽然发展成为现代军队，而军人们的思想及行为方式却出现了两极分化，作为军队主体的士兵阶层只强调忍耐与服从，而军官们，尤其是中下级军官们却桀骜不驯，有抗上之风气，稍不满意便实行“下克上”，一旦出手便凶狠异常，哪怕是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1]
就是最好的例子。
渡边和野藤也属于这类军官，他们天生不喜欢受人管束，总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他们好勇斗狠，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皆如草芥；他们激进偏执，一旦认为自己正确便死不悔改；他们藐视权威，对高级军官嗤之以鼻。用渡边的话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赶上“二二六政变”，如果当时他在东京的近卫军服役，他一定会把那些统制派的元老们杀个片甲不留。他很羡慕那些在“二二六政变”失败后被判死刑的军官们，干出这等漂亮的事，就是走上刑场也值了，这该是件多么荣耀的事。
渡边和野藤一致认为，虽然战争中的伤残使他们过早地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制造一些有刺激的故事，否则他们的军旅生涯会变得非常乏味，他们不喜欢乏味的人生。
这时渡边坐在办公桌前仔细翻阅着野藤带来的文字材料。这是两个军曹的服役简历，其中一个叫松月正雄，年龄28岁，已经服役10年，修习剑道及铳剑道[2]
近20年。按简历上记载，松月正雄参加过南京、武汉、南昌等大型战役，他的战绩是在23次白刃战中用军刀或刺刀斩杀过78个敌人，而自己竟安然无恙。
另一个军曹叫柳川信哲，27岁，此人10岁便开始修习剑道及铳剑道，服役期内参加过三十多次白刃战，战绩是斩杀81人，自己毫发未损。
渡边抬起头问道：“野藤君，从技术角度看，这两位军曹应该没有任何问题，都是冷兵器高手，关键是他们对比赛的后果有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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