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源表示同意：“云鹤兄的分析非常精辟，我认为我军虽然在战略上重视敌后战场，也相应作出了军事部署，但我们对游击战的理解还很不成熟，我想听听云鹤兄对游击战的理解。”
蔡继刚点点头说：“日军的战略是先发制人，以一个工业强国率先进攻一个农业弱国，以图迅速占领大片国土，这样就可以把占领区内的资源转变为正向的战力，以达到以战养战之效果。而游击战的精髓在于阻止敌方利用占领区内的资源，不仅如此，还要最大限度地拖住及消耗敌方的力量，使其正向战力转化为负向战力，把被占领地区变成敌方的巨大负担。因此，在敌后战场上，我军应在战略战术上树立一个原则，首先是保存自己，其次才是消灭敌人，不要在乎歼敌数字的多少，因为歼敌不是目的，只要能达到使敌方战力由正向转为负向之效果，就算是成功的游击战。”
徐永昌问：“云鹤啊，你认为这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成功的原因，那么还有其他原因吗？”
蔡继刚谨慎地回答：“当然还有很多，有些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比如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应该很受民众拥护，对于农民来说，谁不愿意少交一些租子呢？其实任何政治纲领，都不如多给民众一点好处来得实在，我们的政策在这方面的确是有缺陷，此次豫中会战，河南一些百姓的表现就证实了这个问题。还有一点我本来不想说，但既然是长官问到了，我就谈谈个人看法。我认为，国共两军在敌后的摩擦、交战也是导致敌后战场失利的重要原因。我是个军人，无意评论国共两党在政治方面孰是孰非，因为政治方面的事很难以对错来讨论，不像非黑即白这么简单，若是真想搞清楚，恐怕还得要跳出政治立场的圈子，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答案。我要说的是，如果仅从军事角度看，这种同室操戈的内斗严重损耗了中国的国防资源，将本来就很有限的国防力量，投入到无穷无尽的内斗之中，这无疑加大了战争成本，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日本人。”
徐永昌同意道：“是啊，这个问题就不能再深入讨论了，在与共产党的关系上，蒋委员长将来自有打算。”
沈光亚坐在旁听席上写笔记，他对这类军事研讨会非常感兴趣，尤其喜欢听蔡继刚讲战略问题，他的观点通俗易懂，一下子就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他从来不与人辩论，也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但他却有能力让别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征服，这就是蔡继刚的魅力。
散会时，蔡继刚站起来，正准备叫沈副官去安排汽车，却被徐永昌叫住：“云鹤，你留一下，我们单独聊聊。”
“是！”蔡继刚只好又坐下。
下午四点，沈星云搭乘运输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当她走出机舱时，发现机场上的气氛高度紧张，在跑道、滑行道的两侧，停机坪的周围，到处是用沙包垒成的高射炮炮位，战斗机机群在跑道上频繁起降……
沈星云听同机来的一位空军军官说，最近日本人又加大了对重庆的轰炸力度，有时一天要来两三次，幸亏我们的空军渐渐强大起来，日本轰炸机大部分都被拦截在几百公里以外。
这些情况对沈星云来说不是什么秘密，她甚至知道一些更为机密的事，由于日军增加了空袭次数，陈纳德重新调整了空军兵力的部署，把保卫重庆上空作为一个重点，这几天，中美联合空军会有大批的战斗机被调到重庆附近的几个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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