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袁世凯极希望通过汪精卫来掌控北方的革命党的活动。
十二月三日，汪精卫由天津赶赴北京，“说者谓兆铭之赴京，系奉世凯之召，与处决王熙普有关者；又有谓世凯之召兆铭，于议和进行事有所咨询者。”
汪精卫走之前曾对胡鄂公说“清我两军汉口谈判，现已停战议和，吾党同志，在此停战期内，幸勿有所行动，致启背约之责。”
汪精卫在北方的所作所为无疑引起党人的怀疑，诚如党人叶季高所言“兆铭已受袁世凯之抚。”
事实上，汪精卫也确始终坚持认为南北议和期间，北方革命党人应该遵守诺言，停止革命活动，协助南北和议的顺利进行。
十二月六日，胡鄂公到北京，驱车赶往镇江胡同李煜瀛寓所，前去会唔汪精卫、李煜瀛。
他问汪“此间政情变化如何？天津谣言多，谓清室内阁自相残，得无有利于革命乎？”
汪说“今晨监国摄政王引咎辞职，大憝已去，此后军政大权应集中内阁，和议谈判当较易进行。停战时期，或可继续延长，此则于革命有利耳。”
胡说“武昌起义五十余日，而响应独立者十有余省，是不啻我拒绝未独立各省之响应也。此则有利于世凯，于革命何有？”
汪说“世凯今已倾向共和，世凯之利，亦即革命之利。”
十二月二十一日，胡鄂公偕张先培由津赴京。在镇江胡同会见汪精卫。
汪曰“现当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宜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惟于暗杀一事，在必要时仍须执行耳。……吾等京、津、保各处同志，亦犹各省之革命军，现各省革命军既已停战，吾京、津、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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